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初探
——美国相关经验之述评
秦前红* 陈道英**
目 录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三、美国的经验
四、总结
美国历来是一个重视言论自由的国度，它不仅将言论自由规定在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而且一直致力于探索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并先后形成了“危险倾向原则”、“煽动原则”、“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等一系列适用原则。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与传统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凸现出来。那么，究竟应该在网络世界中对言论自由施以什么样的法律限制呢？美国作为网络的发祥地和世界上在网络立法上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网络基础设施还是在网络立法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美国在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方面取得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在美国，人们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是非常宽泛的，除了口头言论之外，书面表达、音乐、绘画甚至行为，都有可能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这或许与修正案的表述有关：“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2根据修正案的这一表述，除了出版、集会、结社、请愿，其他表达公民意见的行为都可以涵盖在“言论自由”这一范畴之内。正是由于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如此宽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实际上将“言论”分为三类：纯粹言论、象征性言论（symbolic speech）以及附加言论(speech-plus-conduct)。所谓纯粹言论是指“口语、文字、图画、音像、肢体语言等纯粹用于表达、展现思想、技艺等而不与外界或他人直接发生物理学意义上冲突的形式、手段”；象征性言论则是指“所有目的在于表达、沟通或传播思想、意见等观念性质的因素的行为”，如焚烧国旗、佩带黑纱等；而附加言论即语言加行动，它是指“在设置纠察线（或警戒）、游行、示威时，言论混合着行动的情况”。3由于这三种言论给社会秩序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大小不一，因此法院对它们形成了不同的法律界限。
在这三者之中，纯粹言论被认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象征性言论被认为“非常近似于‘纯语言’”，4而附加性言论则被认为应受到最严厉的限制，因为“它是在没有交流作用的行为环境中的语言表达形式”5。由于纯粹言论的保护原则较其他两种复杂，因此本文将首先讨论象征性言论和附加言论的法律界限。象征性言论与附加言论在保护原则上有着重合的地方，即它们均可以适用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形成于1968年的“合众国诉奥尔布莱恩”一案。在该案中，首席大法官沃伦代表最高法院首先提出了在把言论和非言论结合在行为中时，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非言论部分进行限制才是合宪的：（１）规定必须促进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２）政府的利益必须与压制自由表达无关；（３）对所提出的自由带来的附带限制不得大于促进政府利益所需要的程度。6尽管“奥尔布莱恩原则”既适用于附加言论也适用于象征性言论，但二者在适用条件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附加言论的案件一般都适用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如果政府对象征性言论的限制已经构成了内容限制，7那么法院将转而适用严格审查标准，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证明审查中的法律是严格地为实现政府首要的或切身的利益而制定的。8另外，在实践中，尽管在这种“附加言论”案件中采用了利益平衡原则，但最高法院往往赞成对附加言论实行管制。9由此可见，法院对待附加言论的态度要比对待象征性言论严厉的多。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纯粹言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那么，对于纯粹言论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呢？首先，法院将言论分为可以根据其所传达的信息进行限制的和只能进行“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之所以对言论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人们认为第一条修正案只对能够促进它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提供保护。因此，凡是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第一条修正案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如淫秽言论、虚假陈述、商业广告等，要么不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要么只应受到最低的保护。对这些言论，法律得根据其内容对其进行限制。同样，对于这些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高价值言论”和“低价值言论”。10其中“高价值言论”指的主要是危险思想和信息，如呼吁人们抵制征兵等；“低价值言论”则是指商业言论、不正当言论等蕴含第一条修正案价值较少从而也应受较少保护的言论。11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这一问题上，如何对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设置法律界限构成了宪法学者和法院探索的重点，同时也构成了美国法院“对限制的限制”的原则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现行的对这类言论进行法律限制的原则主要包括霍姆斯——布兰代斯原则（即“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模糊和过宽原则以及事前审查原则。12但是，两相比较，法院在对待“低价值言论”的法律限制上比对待“高价值言论”的态度要宽容的多。至于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保护的言论，法律对其进行限制的理由则必须与其所传达的内容无关，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法进行限制，如禁止在医院附近进行嘈杂的演讲。13当然，根据ACA v. Dounds14一案所确立的“逐案权衡”原则，政府如果能够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15
众所周知，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上历来有两种态度，即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而不论是从各国立法、各种人权公约，还是从学者们的论述来看，相对主义都可以说占据着主导地位。16即使是绝对主义论者，如米克尔约翰，也并非认为无论对什么样的言论都不能施以法律的制约。17既然相对主义已成为各国的共识，那么必然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界限才不会侵害受到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这一问题。为了寻找合宪的法律界限，各国一般采取的都是利益衡量的方法，即将某一言论可能促进的利益与可能损害的利益两相比较，从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限制的方法。然而，面对不同类型的言论，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的利益选择也将是不同的。以政治性言论和商业性言论为例，人们一般都认为对于政治性言论应给予最高的保护，而对于商业性言论的法律限制则是更为可以接受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各种言论进行科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言论确立不同的保护原则。比如上文所讲到的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的几种类型的划分及各自的保护原则，就是美国人根据自己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所最终确立下来的。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其中某些具体的观点，如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将行为归入言论自由的范畴之中，也可能会不赞同对不正当言论提供保护，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对言论进行划分的方法与我们笼统地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方法相比，是更有利于保护言论自由的。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进入２０世纪之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广播、有线电视、电影、直至今天的国际互联网，这些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给言论自由的保护带来了许多难题。象1969年的Red Lion Broadcasting Co. v. FCC案18、1978年的FCC v. Pacifica Foundation案19，以及Kovacs v. Cooper20案等都是新的传媒与言论自由传统的法律界限产生冲突的实例。与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广播、有线电视及音像相比，网络对人类的通讯传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更为革命性的，因此它与言论自由的传统法律界限所产生的冲突也将更为激烈。
在网络产生之初，由于对这种新兴的传媒的发展趋势缺乏认识，以及考虑到网络对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特殊要求，各国并没有针对网络进行专门的立法；同时由于司法机关和学者们对于既存法律是否同样适用于网络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导致了网络实际上处于法律规范之外，这也就是所谓的“Non-regulation"时代21。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网上赌博、色情、暴力、宣扬种族歧视等的言论泛滥。根据2000年召开的“防止利用互联网传播种族仇恨”大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95年互联网上仅有一个传播种族仇恨的网站，到2000年中期此类网站已经超过2000个，仅德国就有500多个这类非法网站。22鉴于这种情况，各国逐渐认识到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也需要法律的规范，从而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加强网络立法的工作，一系列电信基本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自由的法律法规等相继在美、英、德、俄等国出台，网络开始由non-regulation时代走向regulation时代。但是规范网络世界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基于网上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信息的传播，网络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网上的言论（或信息）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而由于网络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要规范网络言论就不能套用传统的模式而必须寻找新的法律界限。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网络具有以下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
一、网络是“无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也就是说，网络向所有人开放，在网络上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不需要所谓的把关人（gatekeeper）,23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同时既可能是信息的使用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提供者。因此网上信息源的数量“只受到希望进入（互联网）的用户人数的限制”24，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趋于无限的信息提供者，或称信息源。这也就意味着在网络上信息的多样性可以达到最大化。而传统的媒介则与互联网完全不同。以广播为例。广播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信息内容都是在外部被中介人所拥有，他们控制着内容的生产和选择，还有发布的步骤、次序和时间。25这样，广播所传播的信息的多样性必然大打折扣。而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多样化，即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无论是密尔的自由论还是霍尔姆斯的“自由市场论”，都强调意见或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对于获知真理的重要作用，而获知真理正是言论自由的主要价值之一。26因此才有学者认为信息源多样性的最大化是言论自由发挥其价值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27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做到信息多样性的最大化，从而也决定了网络在所有的传媒中最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
二、网络具有交互性的特点。所谓交互性指的是由用户控制信息的交换而不是中介人，28这也就意味着用户有可能对自己接受的信息进行选择。根据罗杰?菲德勒对传媒的划分，传媒一般可以分为人际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29一般而言，只有人际领域才存在着互动的特点。传统的媒介，例如广播、电视或书籍、报纸、杂志，都只能归入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而在广播和文献传播领域中，信息总是从发送者流向接收者，用户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接受信息的，因而在这两个领域中不具有交互性的特点。30只有网络可以涵盖所有这三个领域，也只有网络的用户才可能主动的选择甚至影响所接受的信息。例如网上聊天就是一种典型的交互式传播方式。考察以往美国政府以立法规范传媒的历史，法院之所以认为这种限制言论的立法符合宪法，主要是因为身处传统的媒介中用户无法控制信息的交换，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的其他利益，这种限制才显得尤为必要。31而网络用户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用户，网络信息的交换可能由用户来控制，这就为控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网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其载体具有多样性，其内容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传统传媒，如广播，只能以声音的形式传播信息，电视也至多只能结合图像与声音两种形式，而网络除了可以传送文本之外，还可以传送声音、图像和影片，并且可以建立超文本链接。网络言论载体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言论法律界限的复杂性。另外，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网络涵盖了人际、广播和文献三个领域，如聊天室应归入人际领域，网上电视节目的实时播放应归入广播领域，而新闻组、资料检索系统等又似应归入文献领域。而法律对这三个领域的言论进行限制时的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法律对广播领域的限制要较文献领域为严格，而对文献领域的限制又较人际领域为严格。同时，网上既存在着一般的言论，如聊天室和电子邮件，也存在着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言论进行法律限制时也必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网络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如果要对网络言论实施某种法律限制，如何划定这条法律界限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这也是对于网络不可以机械套用以前的法律界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网络用户具有匿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的身份可以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毫不相干，因此一旦用户匿名上网，政府将很难查出用户的真正身份。而在美国，用户在网上隐匿自己身份的权利已经通过ACLU v. Miller32一案得到了联邦地区法院的确认。由于网络是无中心化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在网上发布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针对网络言论制定了法律加以限制，而某个用户的言论也确实触犯了这一法律，但如果该用户隐匿了自己的身份，政府也将难以找到该言论的负责人，法律也就会失去意义。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法律来控制网络言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对待网络这种高科技的产物，更应辅以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的确定的确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那么，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究竟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法律界限呢？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来，美国的学者对此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坚持对网络言论无论其内容为何都只能进行“内容中立”的限制，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限制；33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人们完全了解因特网和在下级法院的有关判决经受了考验之后，国会或最高法院才能制定有关限制规范（definite regulation）。34
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谨慎的态度，因为首先网络言论主要是以文字、声音、图片、影片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不可能涉及行为，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网络言论都属于纯粹言论。根据最高法院对待纯粹言论的传统态度以及纯粹言论本身的性质，即使存在以立法限制网络言论的必要也必须非常谨慎。其次，对纯粹言论的分类也应该适用于网络言论，对于不同种类的网上言论应该适用不同的保护原则。例如对于商业广告、“不正当言论”（indecency）等“低”价值言论，就可以考虑以比较宽松的原则进行法律限制。至于淫秽言论等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即使是在网络空间中也是不应该受到保护的。而对于属于“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在制定法律进行限制时就应主要进行“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
总的说来，由于我们目前对于网络的认识仍然较少，而网络基于其无中心化的特点又较其他的传媒都更加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因此我们在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不可操之过急而必须小心谨慎。
三、美国的经验
尽管学者们对于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存在许多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随着网络的发展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无疑能够在这场争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会和最高法院。同时，由于美国特殊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说这场争论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最高法院的手中。考虑到Reno v. ACLU一案所涉及到的CDA法案35是国会规范网络最早的努力之一，以及CDA被判违宪后产生的重大影响，下面笔者将首先就该案具体介绍一下最高法院对待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的态度。
CDA是《1996电信法》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CDA宣布通过网络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猥亵言论或‘不正当’信息（indecent material）"的行为属刑事犯罪，可被判处两年以下监禁及250,000美元以下的罚款。36而根据以往的宪法判例，“不正当言论”与猥亵言论（obscenity）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猥亵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不正当言论”却是受到保护的。37很明显，该法案是国会企图以未成年人保护为突破口，像以往对待广播一样以立法对网络言论实施控制的一个尝试。如果法院判决ACLU败诉，那么政府的这一尝试就获得了成功，网络也就将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如果法院判决政府败诉，那也就等于同时宣告网络言论是不受政府干涉的，或者至少是不受到政府严厉干涉的。
1997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对Reno v. ACLU案做出终审判决，CDA最终被判违宪。笔者认为，在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判决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首先，法院充分注意到了网络这一新兴科技的产物，并对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鉴于该案发生于1997年——网络发展的初期，法院对网络所作的这些评价在现在看来虽然可能有欠深入，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该案判决词第一部分中，法院首先对因特网作了一个整体的评价，称其为 “一种独特的、全新的全球通信媒介”。紧接着，法院又对网络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将其分为电子邮件、自动邮件列表服务（mail exploders）、新闻组、聊天室、和万维网（即网络的搜索功能）。这一分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适用的。同时，法院也注意到了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指出“在网络上没有哪个组织可以控制用户的接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心点（centralized point）可以将任何私人网站或服务商（individual web sites or services）从网络上驱逐出去。” 可以说，法院的这些评价不仅构成了进行该案判决的基础，也为我们探索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反驳政府关于援用有关广播的宪法判例以说明自己有权对网络这一传媒进行控制的观点时，史蒂文斯法官代表最高法院阐明了网络应该有其独特的适用原则。史蒂文斯法官认为，最高法院以前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政府有长期以来对广播业实施比较广泛的控制的历史；第二，广播的所需占用的频道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第三，广播具有“侵略性”，即用户对信息的接受是没有控制权的。虽然在历史上存在着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的宪法判例，但同时也有判例表明不同的传媒基于其各自的特点应该适用不同的原则。而广播所具有的这些导致政府控制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并不存在：第一，政府并没有对网络控制的历史，相反，政府对网络自其诞生之日起一直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第二，网络不像广播那样具有“侵略性”。在这里史蒂文斯法官特别强调指出网络上的信息不是不请自来地“入侵”用户的家庭或出现在其电脑上的，用户不大可能“偶然”地接触到某些内容；第三，与国会当初制定规范广播业的法律时不同，网络不应被当作一种“稀缺”的昂贵商品；网络为所有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对不受限制的、低廉的交流途径。因此，史蒂文斯法官最后总结到：“我们的判例并没有提供允许政府对这种媒介（指网络，笔者注）进行审查的程度的标准。”
最后，法院再次表明了对言论自由的价值的重视和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这也就意味着，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否则法院是不会允许国会对网络言论基于其内容而以立法的形式加以限制的。如同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提到的，政府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对“内容中立”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限制，但是如果政府可以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在本案中，政府为了证明CDA的合宪性，提出自己制定CDA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正当言论”的侵害，如果法院判决CDA违宪，那么未成年人的利益就将无法得到保护。这时，法院就必须运用“逐案权衡”原则判断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与政府所谓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何者为重。如果判决CDA合宪，就意味着法院认为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不足以与其他利益相抗衡，这样政府在以后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就将会有可能为了其他利益而轻易牺牲言论自由；而如果判决CDA违宪，政府亦将有可能在制定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时裹足不前。最终，法院还是选择了言论自由。这也就相当于向世人宣告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应该具有最高的价值。正如最后史蒂文斯法官在总结部分所写道的：“作为宪法传统，在缺乏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对网络）进行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只会限制思想的自由交换而不是促进它。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与控制言论所能带来的理论上的、未经证实的利益相比，促进表达自由的利益要重要得多。”
在Reno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及其下级法院又在ACLU v. Miller、Multnomah County Library v. U.S.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v. U.S.A.、Ashcroft v. ACLU等一系列案件中延续了最高法院在Reno案中的判决思路，38相继判决CIPA（《儿童在线保护法》）、COPA（《在线儿童保护法》）等有关限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违宪。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CDA等法案最终被判违宪，但是最高法院也并非主张对“不正当言论”等不良信息应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它只是反对以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至于通过“过滤技术”39、授权父母等方式来保护未成年人及网络用户还是得到法院支持的。40当然政府也不得强制用户使用“过滤技术”，否则也将构成对第一条修正案的违反。41同时，法院认为对于网络上与聊天室等不同的部分，如商业站点等，还是可以以法律来规范的。42
从Reno v. ACLU到Ashcroft v. ACLU这一系列的案件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法律慎行（只允许内容中立的法律限制）、倚重技术、授权父母（用户控制）。
四、总结
上面我们从Reno v. ACLU案出发，简略地阐述了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自由的态度。其实不独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在对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网络立法开始较早的德国为例。德国以其《多媒体法》而在网络立法领域著称于世。这部《多媒体法》在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主要表现在对青少年的保护上。43它采取了分阶段的方法，将有关青少年保护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禁止刑法上、违反秩序法上违法的产品、服务；第二阶段是以联邦检查处列举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产品、服务，散布者必须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第三阶段是课服务提供商以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之义务。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首先该法将可能遭到限制的内容分为“禁止的”和“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两种，从而为保护网络言论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要求散布者“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和“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的规定都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网络特殊性质的考虑。除德国外，澳大利亚的分级管理制度和新加坡的行业自律及用户自我负责的制度也是比较有特色的。44
反观我国的网络立法，我国虽然注意到了网络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立法空白，从而对《著作权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并针对互联网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但无疑仍存在着立法规格较低、质量不高的缺点。随着网络在我国的普及以及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进行规范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以上对各国网络立法，尤其是对美国最高法院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的态度的分析看来，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在制定法律以规范网络言论的时候，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深食药监规〔2008〕4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药品流通监督管理，规范深圳市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行为，提升药师执业技能和服务意识，保证市民用药安全，建立行业信用机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安全信用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深圳实际，我局制定了《深圳市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印发施行。
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深圳市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流通监督管理，规范深圳市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行为，提升药师执业技能和服务意识，保证市民用药安全，建立行业信用机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药品安全信用管理暂行规定》（国食药监市〔2004〕454号）等法律法规，结合深圳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深圳市范围内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药品零售企业及持证上岗的药师适用本办法，其信用等级的评定按照依法、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统一的内容、标准和程序进行，尊重企业和个人隐私，维护其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本办法所称药品零售企业，是指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将购进的药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药品专营企业或者兼营企业（含药品批发企业的零售分支机构）。
本办法所称药师，是指具有执业药师资格或药师（含中药师）以上技术职称，在药品零售企业执业的药学技术人员。
第三条 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药品监督部门）负责全市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药品监督部门负责采集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的信用信息，并建立相关企业及人员信用信息档案。
第五条 信用信息档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企业登记注册基本信息：单位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及其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企业类型、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经营期限以及经营许可证编号等；
（二）企业药学技术人员基本信息：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资格证书号、执业单位、培训记录、继续教育记录、从业记录、注册记录、上岗证申请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等；
（三）监督检查基本信息：包括通过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行政许可现场检查等方式掌握的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四）案件查处基本信息：稽查部门在监督执法中对药品零售企业及责任药师的行政执法信息；
（五）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GSP）认证及跟踪检查情况信息：对企业进行GSP认证或跟踪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信息；
（六）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等级评定信息；
（七）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的其他信用信息。
第六条 信用信息档案不包括以下内容：
（一）药品零售企业的交易信息；
（二）药品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管理范围之外的行为。
第七条 信用信息公示，是指市药品监管部门将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的信用信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将重要信用信息予以公布的行为。
信用信息的公示以市药品监管部门网站公示为主，公众可直接查阅公示信息。
第八条 信用信息公示的内容：
（一）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基本信息；
（二）药师基本信息；
（三）企业通过GSP认证的情况；
（四）企业当年度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五）企业及药师历年信用等级的情况；
（六）其他有关情况。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信用信息错误或者有差异的，可以向市药品监管部门提出，市药品监管部门应及时予以核实，确有错误或差异的，应立即予以更正。
第十条 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等级分为守信、警示、失信和严重失信四类，以年度为评定周期，期限为上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企业和药师的信用等级分满分10分，10分为守信、8-9分为警示、5-7分为失信、4分以下的为严重失信。
第十一条 药品零售企业信用等级按照《深圳市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评价标准》（见附件）的要求，采用直接评定或监督检查后打分的方式予以评定，并按照信用等级分类进行周期性跟踪检查。
第十二条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以及零售分支机构在5家以上的药品批发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一）守信等级企业占其所有药品零售企业总数（下同）的90%以上，无失信和严重失信等级企业的，则评为守信企业；
（二）守信等级企业占其所有药品零售企业总数（下同）的90%以上，但有失信或严重失信等级企业的，评为警示等级，守信等级企业占其所有药品零售企业总数的70%－90%之间，无严重失信等级企业的，则评为警示企业；
（三）守信等级企业占其所有药品零售企业总数的70%-90%之间，但有严重失信等级企业的，评为失信等级，守信等级企业占其所有药品零售企业总数的70%以下，失信和严重失信等级企业占20%以下的，则评为失信企业；
（四）守信等级企业占其所有药品零售企业总数的70%以下，失信和严重失信企业占20%以上，则评为严重失信企业。
第十三条 零售分支机构不足5家的药品批发企业以企业分支机构为单位，分别评定各分支机构的信用等级。
第十四条 药品零售企业出现以下情况的，直接评定为严重失信等级：
（一）GSP认证及追踪检查关键项目2项以上不合格或一般项目不合格率超过30%的；
（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后超过6个月未申请GSP认证，仍然经营药品的；
（三）因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被处以罚款，并在处罚幅度内从重处罚的；
（四）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资料或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行政许可决定的；
（五）拒绝、逃避监督检查，或者伪造、隐匿、销毁有关证据材料的，或者擅自动用查封、扣押物品的；
（六）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坐堂医生开展诊疗活动的；
（七）购进药品未建立购销记录或购销记录不全；
（八）违反药品监督管理法律法规构成犯罪的。
第十五条 药品零售企业出现以下情况的，直接评定为失信等级：
（一）GSP认证及追踪检查关键项目1项不合格的；
（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超过1个月（不足6个月）未申请GSP认证，仍然经营药品的；
（三）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被处以罚款，在处罚幅度内不属从重处罚范围的。
第十六条 药品零售企业出现以下情况，直接评定为警示等级：
（一）GSP认证及跟踪检查无关键项目不合格，存在一般项目缺陷，且不合格率不足30%的；
（二）因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受到警告处罚，被责令改正的。
第十七条 药师的信用等级评定，原则上与所在企业的信用等级相关联，具体评定原则如下：
（一）严重失信等级的药品零售企业，根据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追查直接责任药师，有直接责任的药师，评定为严重失信等级药师；
（二）失信或警示等级的药品零售企业，根据药师的履职情况评定该企业药师的信用等级。
第十八条 企业因违法违规行为被扣分或降级的，但该企业药师能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对企业违法行为无过错或有协助市药品监督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信用等级不受所在企业的影响。
第十九条 药师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时，其所在企业的信用等级不受该药师违法违规行为的影响。
（一）药师向企业提供虚假学历或职称证明，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申请办理《上岗证》的；
（二）其他与所执业企业无关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十条 市药品监管部门在对企业或药师的信用等级进行核定公示之前，应当向被评定为警示、失信和严重失信的企业或药师发出《信用等级评定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告知企业或药师对其信用等级评定的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享有以书面方式提出异议申请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企业或药师对《告知书》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市药品监管部门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出异议申请的，视为同意评定结果。
第二十二条 市药品监管部门应自接到异议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异议申请作出处理，并书面答复异议申请企业或药师。经核查证实对企业或药师的信用等级评定有错误或者不准确的，应立即对评定结果予以更正。
第二十三条 被评定为守信等级的企业，市药品监管部门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适当优先办理行政审批、审核手续，并定期公告其无违法违规行为的记录和信用等级。
第二十四条 被评定为警示等级的企业，市药品监管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企业进行整改，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二）根据企业的整改情况及时对企业进行跟踪检查；
（三）定期公示违法违规记录和信用等级；
（四）适当增加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第二十五条 被评定为失信等级的企业，市药品监管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信用评定后进行回查；
（二）专项检查时列为重点检查对象
（三）评定周期内至少安排2次整改情况检查，及时公示其违法记录和信用等级；
（四）增加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五）要求每季度上报自查自纠报告。
第二十六条 被评定为严重失信等级的企业，市药品监管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信用评定后进行回查；
（二）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和专项检查的必查对象；
（三）评定周期内至少安排4次整改情况检查，及时公示其违法记录和信用等级；
（四）要求每月上报自查自纠报告。
第二十七条 药师的激励与惩戒参照《深圳市药品零售企业药师管理办法》的有关条款执行。
第二十八条 市药品监管部门应充分运用监督管理手段，建立并实施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的信用管理制度，在药品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推动、规范、监督、服务作用。
第二十九条 市药品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采集、记录、公示的信息不真实，或者故意将虚假信息记入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信息档案，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的，依法追究具体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
深圳市药品零售企业及药师信用评价标准（试行）
编号
内容
说明
分值
备注
1.行政或刑事处罚类
1.1行为种类
1.1.1
警告
轻度危害
扣1分
1.1.2
责令整改
轻度危害
扣1分
1.1.3
罚没款（在处罚幅度内不属从重处罚的）
一般危害
扣3分
1.1.4
罚没款（在处罚幅度内属从重处罚的）
严重危害
扣6分
1.1.5
吊销证照
严重危害
扣10分
1.1.6
企业负责人或质量负责人因违反药品法律法规被追究刑事责任
严重危害
扣8分
1.2直接列为严重失信等级的违法违规行为
1.2.1
违反药品法律法规，以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冒充其他药品或者以其他药品冒充上述药品进行销售的
严重危害
扣10分
1.2.2
违反药品管理法律法规，销售以孕产妇、婴幼儿及儿童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假劣药品
严重危害
扣10分
1.2.3
违反药品管理法律法规，销售假、劣药，造成人员伤害后果的
严重危害
扣10分
1.2.4
违反药品管理法律法规，销售假、劣药，经处理后重犯的
严重危害
扣10分
1.2.5
拒绝、逃避、阻挠监督检查，或者伪造、销毁、隐匿有关证据材料的，或者擅自动用查封、扣押物品
严重危害
扣10分
1.2.6
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坐堂医生开展诊疗活动的
严重危害
扣6分
2.具体涉药违规行为
2.1许可证管理
2.1.1
超出《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药品
严重缺陷
扣3分
2.1.2
超出《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方式经营药品
严重缺陷
扣3分
2.1.3
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其他许可事项
一般缺陷
扣3分
2.1.4
以提供药品经营柜台、摊位、发票或者出租转让《药品经营许可证》等形式为无证经营提供条件
特别严重缺陷
扣6分
2.2管理职责与制度
2.2.1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总部与有零售业务的批发企业的质量领导组织不健全
一般缺陷
扣1分
2.2.2
企业未设置质量管理人员专门负责质量管理工作
一般缺陷
扣3分
2.2.3
质量管理人员未有效指导和监督药品验收、养护的质量工作或未有效指导和监督药品经营的质量管理工作
严重缺陷
扣3分
2.2.4
质量管理人员未能有效履行其他主要职能
一般缺陷
每缺一项扣1分
2.2.5
企业质量管理制度、质量职责、工作程序不健全或质量管理制度、职责程序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一般缺陷
每缺一项扣3分
2.2.6
企业未对各项管理制度进行定期检查和考核
一般缺陷
每缺一项扣3分
2.3人员与培训
2.3.1
质量管理员、从业药师未在职在岗
严重缺陷
每人次扣3分
2.3.2
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员、药学技术人员或从事验收、养护、销售等人员的资质不符合相关要求
严重缺陷
每人扣3分
2.3.3
企业未参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
一般缺陷
每人次扣1分
2.3.4
企业未对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开展继续教育，未建立培训档案
一般缺陷
每人扣1分
2.3.5
企业未组织直接接触药品的岗位工作人员进行健康检查，未建立健康档案
一般缺陷
每人扣1分
2.3.6
企业未及时将患有精神病、传染病及其他可能污染药品疾病的工作人员调离直接接触药品的岗位
一般缺陷
每人扣1分
2.4设施设备
2.4.1
企业的经营场所、生活区设置与其经营规模不相适应，环境欠整洁
一般缺陷
扣1分
2.4.2
企业的仓库面积与其经营规模不相适应，环境欠整洁
一般缺陷
扣1分
2.4.3
企业营业场所不符合药品分类管理要求，分类标识不清晰
一般缺陷
扣2分
2.4.4
企业未配置符合药品特性要求的常温、阴凉或冷藏存放的设备
严重缺陷
扣3分
2.4.5
企业未配备避光通风的设施，检测和调节温湿度的设备，防尘、防潮、防霉、防污染以及防虫、防鼠等设备，或以上设备不全
一般缺陷
每缺一项扣1分
2.4.6
经营中药材及中药饮片未设置中药柜；未配置处方调配的设备
一般缺陷
扣1分
2.4.7
企业配置的药品验收、养护设备不全或未配置
一般缺陷
扣1分
2.5进货管理
2.5.1
从无《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购进药品
严重缺陷
扣3分
2.5.2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批发企业零售分支机构违反《药品购进渠道管理办法》自行购进药品
严重缺陷
扣3分
2.5.3
企业未制定能够确保购进的药品符合质量要求的进货程序
一般缺陷
扣1分
2.5.4
企业进货未审核所购入药品的合法性
严重缺陷
每个品种扣1分
2.5.5
企业进货未对与本企业进行业务联系的供货单位销售人员进行合法资格的验证
严重缺陷
扣3分
2.5.6
企业购进药品未签订有明确质量条款的购货合同，或合同中的质量条款内容不全
严重缺陷
扣3分
2.5.7
企业购进药品时未按购货合同中质量条款执行
一般缺陷
扣2分
2.5.8
企业未审核首营企业的合法资格并做好记录或记录不全
严重缺陷
扣3分
2.5.9
企业进货时对首营品种未填写“首次经营药品审批表”，或未经企业质量管理员和企业负责人的审核批准
严重缺陷
每个品种扣1分
2.5.10
企业购进进口药品时未索取符合规定的、加盖了供货单位质量检验机构原印章的相关证件
严重缺陷
每个品种扣1分
2.5.11
企业购进药品的票据不符合规定
严重缺陷
扣3分
2.5.12
企业未对进货情况进行质量评审并存档备查
严重缺陷
扣3分
2.6验收与检验管理
2.6.1
企业对购进药品、销后退回药品的质量未进行逐批验收。药品验收记录内容不全。
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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