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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的民法化

● 姚建龙*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二元社会的确立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而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必然而且已经了出现刑法民法化现象。何谓刑法民法化？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本文作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关键词] 刑法民法化 政治刑法 市民刑法 几点认识

一、二元社会结构的崛起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
历史上存在五种社会形态——氏族社会、城邦社会、宗法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从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产生后，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但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逻辑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现实中也是始终分离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重合的，表现为一元社会结构，国家从市民社会手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合而为一，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中国自周秦以来就建立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国家为根本的一元社会结构。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国家的职能，市民社会不但没有培养反而被政治国家全面取代。1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要具备两个要素：第一，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建立。第二，政治上——对待政府的正确观念的确立，即将政府视为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恶。2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召开大大推进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当然也包括对待政府的正确观念及其他一些适应社会转型的观念的确立 。这对一元社会结构产生了强大、有力的冲击，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一元社会结构逐步瓦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二元社会悄然崛起。
“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必然引起刑法功能、观念与文化的嬗变。” 3 刑法要想不落伍于历史的滚滚车轮，必须适应这种结构形态的变迁，进行改革与调整。我国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刑法的转型显然落后了。1979年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7年来，这部刑法典对于打击犯罪活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部以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背景所制订的刑法难以避免的还带有较强的政治刑法色彩。随后出台的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司法解释大大扩大刑法的调控范围，凸显重刑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治刑法色彩，市民刑法的培育受到极大压抑，这与历史的车轮背道而弛。这种趋向迫切需要扭转。1997年修订刑法，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实质上是刑法改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这场改革的历史使命是要完成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转变”。4
二、刑法民法化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上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科学地指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必将统一于市民社会。5 因此，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市民社会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但同时又要求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保障市民社会多元性及其必要自由的法律。市民社会构成了对国家的制约，他们维系国家，并为国家行为的范围与权力设定界限。市民社会需要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6 这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在刑法领域的体现是：要求刑法对市民的尊重——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置公民与国家主体平等的地位；要求刑法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尊重——不得单纯为国家的利益任意侵蚀市民社会的领域；要求刑法充当起最后保障法的作用——服务于市民社会，同时恪守谦抑的价值准则。“于是，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原本属于市民社会的美德便开始成为市民社会对刑法的要求。” 7 在西方近代刑法史上，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是由刑事古典学派完成的。贝卡利亚在抨击以罪刑擅断为特征的封建专制刑法后，确立了以罪刑法定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的刑法原则。费尔巴哈则明确提出了市民刑法的概念，并将“无法律即无犯罪，无法律即无刑罚”视为市民刑法的要义。可以说西方市民刑法的构建之路实际上就是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启蒙思想在刑法中的确立和发展之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呼唤市民刑法，“市民刑法，从本质上说，就是法治国的刑法”。8 对市民的尊重、对市民社会领域的尊重、最后的保障法，正是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
在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型——市民刑法基本精神的确立进程中，刑法的民法化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在市民刑法的培育、构建过程中必然出现以下现象：1、市民刑法基本精神与民法基本精神的趋同。民法就是市民社会的法，9 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准则，以市民为本位的权利、自由、平等等基本理念先于刑法在民法中得以确立，而贯穿市民刑法的一条主线也正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权的保障，虽然它获得刑法的承认和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迄今仍需人们不倦的追求。这种追求的过程，也正是市民刑法的基本精神与民法的基本精神的趋同过程。2、刑法从侵蚀的市民社会领域逐渐退出，民法恢复被刑法侵占的失地。传统刑法文化视刑法为工具，迷信刑法万能，以为每一社会象都需要刑法的介入。其结果是刑法过分扩张，许多原本属于市民社会，本应由市民社会的法——民法调整的领域被刑法不恰当的侵蚀。市民刑法的构建，既是还市民社会以真面目的过程，也是刑法正确定位的过程。“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3、民法反过来侵蚀刑法的领域。其一，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刑法的宽容度——对市民危害国家、社会的行为的容忍度也会逐渐提高，属于政治国家由刑法调整的领域也可能转由民法调整。黑格尔曾指出：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也会变得比较缓和。10 菲利曾经呼吁把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不是蓄意的，行为人也不是危险的偶犯或“假罪犯”即正常人仅仅因为过失或轻率而为的危害结果轻微的重罪、轻罪和违法行为从刑法典中删除，而将它们只当作民事违法行为处理。11 其二，民法在防治犯罪中作用和地位的渐渐提升。随着民法的健全，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纠纷被阻挡于民事法的范围之内，避免了向刑法堤坝的冲击。许多民事措施有意识的被用以同犯罪做斗争。纵观刑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经过了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刑罚过渡到刑罚、行政、民事等多种手段。王利明教授曾经指出：刑法只有在侵权法的配合下才能有效的调整社会关系。12而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更预言，“刑法发展的极为遥远的目标……是没有刑罚的刑法典” 13
上述三点也正是本文所使用的“刑法民法化”这一概念的三层含义。
三、中国刑法的新走向——刑法民法化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新刑法 ，这是中国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审视新旧刑法及其相关的决定、修正案、司法解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刑法改革呈现出一种新走向——刑法民法化：
1、刑法中较为明确的引入了一些民法的基本原则。
新刑法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确立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使刑法成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张契约，国家不得逾超法律的界限对无罪的公民进行非法追究和对有罪的公民滥施刑罚，公民也应当在法律的界限内活动。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第一次在刑法上把公民个人置于与国家主体地位平等的地位，也是第一次最鲜明地体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罪刑相适应原则强调罪与刑之间的均衡等价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强调刑法适用的平等性和人权保障机能。三大基本原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早已在民法中确立了的公平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平等原则、等价有尝原则等基本原则。
2、最具私法（民法）色彩的刑事自诉制度的适用面扩大，并有继续之势。
自诉制度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建立，而意思自治原则被视为私法（主要是民法）所特有的理念和私法领域避免公权力入侵的工具。14 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自诉的范围限制在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察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内，即特定的八种轻微刑事犯罪案件。1997年开始施行的新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自诉范围，该法第170条规定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包括：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犯罪案件；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1997年刑法扩大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的范围，即增加了侵占罪，从而又一次扩大了刑事自诉的范围。虽然如此，扩大刑事自诉范围的呼声依然很高。如在2000年刑法学年会上，就有学者呼吁以刑事自诉的方式处理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地区刑法适用的矛盾。
3、有些原来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转化为民事行为。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都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社会危害性，而某种行为是否为统治阶级确认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亦即犯罪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历史性特征更加明显，有些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逐渐直接转化为一般民事行为。譬如，许多曾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视为投机倒把而予以刑法制裁的行为，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已被视为正常的风险投资行为。
4、在处理民刑法律冲突时，确立了民事优先原则。
新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第六十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由此确立了债权优先原则。
5、刑事责任日益带有民事责任的色彩。
刑事责任属于公法责任，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责任，孙笑侠教授对刑事责任和私法责任有非常精到的分析：私法责任以功利性为基础和特征，与私法责任相适应的是补偿形式的法律后果；公法责任以道义为基础和特征，与公法责任相适应的是处罚形式的法律后果。补偿与惩罚的区别有四方面：第一，实现的载体不同，补偿以财产为主，惩罚以人身为主。第二，目的与效果不同，补偿的目的与效果是针对被害人的，而惩罚的目的与效果是针对责任方。第三，成立基础不同，补偿成立的基础是以客观损害后果为主，至于主观过错的恶性程度是次要的。惩罚成立的基础主要是主观过错，虽然也考虑主观过错，但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主观恶性程度。第四，评价标准的道德因素差异。补偿的评价标准以事实为主，道德因素较少介入，或者道德因素只涉及补偿责任的外部。惩罚的评价标准带有明显的、浓厚的道德评价色彩。15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日益带有浓厚的民事责任色彩，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佐证：第一，以财产为实现载体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大幅度扩大和强化适用。1979年刑法仅有20个罚金条文，1997年新刑法则增加了140多个罚金条文和15个援引罚金条款，大大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新刑法还增设了罚金刑随时追缴制度，强化了执行力度。新刑法对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执行力度也做了扩大和强化。第二，当惩罚与补偿的实现相冲突时，新刑法的价值取向是补偿。这突出的体现在新刑法第36条确立的以保护被害人利益为目的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和第60条确立的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目的的债权优先原则上。第三，新刑法在坚持主客观相同一的前提下，向客观主义倾斜，强调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行为及其实害。16 第四，新刑法抑制1979年刑法尤其是其后所颁布的决定、司法解释重刑主义倾向，刑罚的惩罚性有所淡化。
6、单纯以刑罚对付犯罪的传统逐渐打破，民法在防治犯罪中的作用日益扩大。
中国传统法制是以刑法为基本框架建构起来的，刑法占据主导地位，权利的保障过分倚赖刑法，而事实上刑法难以独当此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民事、行政、刑事等多元手段对付犯罪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共识，并在立法与司法上得以体现。而民事手段的作用日见提升。譬如民事法的健全避免了大量“民转刑”案件的发生。1997年修订刑法显然注重了与民法的协调，以更好地防治犯罪。
四、对刑法民法化的几点认识
自罗马法以来，法律在法学传统上分为两类，即公法与私法。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学者们见解分歧。大体而言，一般都认为凡规律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其双方或一方主体之法律关系，而以权力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为公法。例如宪法、所得税法、刑法。仅规律私人间或私团体间相互关系，而以平等关系为其基础者为私法。例如公司法、票据法、民法。我国学者长期否认公私法的划分，而当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树立对待市民、市民社会领域的正确观念，有利于公法尤其是刑法的正确定位，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强调公私法的划分并非否认自二战以来所出现的公私法融合现象，相反，也是为了正确认识这一现象。我们认为，法律的终极关怀在于人，公法之设在于保护人民的私权，公私法融合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私权。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过程中（亦可称为在法治国刑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刑法民法化现象，是公私法融合的表现之一，其终极关怀也是人，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私权，这也正是刑法民法化的内在驱动力之所在。
中国传统法制带有浓郁的刑法色彩，传统法律文化可以说就是刑法文化，民法逐渐为刑法所侵蚀直至几乎完全融于刑法之中。民法从未获得独立地位，民事法规范杂处于刑法典中，犯罪与民事违法不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分，民事责任通过刑罚来实现。这直到清末修律才开始有所改变。如果把传统刑法的产生、发展、兴盛史称为民法的刑法化史，那么现代市民刑法的构建、繁荣史似乎可以认为是刑法的民法化史。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论述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知道。大凡落后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步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17 象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刑法传统的国家进行法制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倡导和推进刑法的民法化尤显重要。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认为应该倡导和推进刑法的民法化并不等于要削弱刑法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倡导刑法的正确定位，即提倡刑法尊重市民、尊重市民社会领域、恪守谦抑的价值准则，充当最后保障法的角色。这实际上是为了使刑法这把双刃剑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起消极作用。这不是削弱，而是加强。

[本文原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1年第11期全文转载]
*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1 参见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2 参见田宏杰《中西刑法现代化趋势之比较考察》，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3页。
3 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 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何为政治刑法、市民刑法？陈兴良教授在其《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法治国的刑法文化》（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第10页）等文中有较为精辟的论述。综而言之，市民刑法具有以下特征：人文关怀或称民权本位；形式理性；实体正义等。政治刑法具有以下特征：国家本位或称国权本位；实质理性；追求惩治等。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第21卷，第345页。
6 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邓正来、[英] J ?G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7 田宏杰《中西刑法现代化趋势之比较考察》，载《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8 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第10页。
9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0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9页。
11 [意] 菲利著《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转化型抢劫罪实务问题探讨

□陈世炎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应该说，刑法条文就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已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司法实务本应仅在其规定的范围内理解和适用。但是，由于两高在1988年3月16日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的请示进行了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适当的扩张解释，而该批复至今仍在沿用〈本文不涉及司法解释的效力〉，司法实务中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该批复历来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试就转化型抢劫罪的实务问题问题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类型、构成模式及相互比较
根据两高的批复，转化型抢劫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对这种转化型抢劫罪我们称之为正转化型抢劫罪，其构成模式是针对财物的犯罪行为＋针对人身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另一种是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行为，我们称之为准转化型抢劫罪，其构成模式是针对财物的违法而非犯罪行为＋针对人身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行为。
不难看出，两种转化型抢劫罪都存在前后两个不同的行为，而且其后一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正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犯罪行为，其后实施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批复未规定需达到情节严重；而准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非构成犯罪的行为，其后实施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批复规定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处罚，对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二、现行刑法关于抢劫犯罪暴力及暴力相威胁程度对比
我国现行刑法对一般构成的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作为行为人排除被害人反抗而劫取财物的手段，而对于正转化型的抢劫罪则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作为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犯罪行为后为达到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无论是暴力、胁迫还是暴力或暴力相威胁虽然表述不同，但其内容是一致的。对上述两种抢劫犯罪，刑法和批复虽未对暴力、胁迫提出程度上的要求，但行为人必须通过实施这些手段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或者足以排除他人对其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行为的阻碍才能构成。如：仅随便打人一下后强行将包抢走的行为因其暴力程度非常轻微就不应认定为抢劫罪。当然，如果行为人实施这些手段客观上虽不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或者不足以排除他人对其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行为的阻碍，但被害人或阻碍犯罪嫌疑人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和毁灭罪证行为的人基于自己对当时的情形或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认识而不敢反抗并最终放弃反抗，也应认定为其暴力、胁迫的程度达到了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或者足以排除他人对其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行为的阻碍。如：持仿真枪胁迫进行抢劫，虽然其客观上不可能对被害人产生任何的伤害，但由于被害人误认为是真枪，害怕受到伤害而不敢反抗，此种情形仍应认定其构成抢劫罪。此外，由于我国刑法还充分考虑了“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和“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等造成严重结果的抢劫犯罪情形，将其规定为抢劫罪加重处罚的情节。因此，对于批复中要求暴力或暴力相威胁达到情节严重的准转化型抢劫罪而言，其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程度应介于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或者足以排除他人对其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行为的阻碍至致人重伤、死亡两者之间选择，即：在无伤害或轻微伤害至重伤、死亡之间选择。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两种类型的转化型抢劫罪所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存在明显的本质上的区别。批复者之所以在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非构成犯罪的行为后，在批复中规定其后实施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必须达到情节严重，并且强调对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说明批复者也意识到，在针对财物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仅以一般情节的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作为准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显然是不妥当的，而只有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准转化型抢劫罪。虽然批复未明确构成准转化型抢劫罪所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必须达到犯罪或者相当于犯罪的程度，但据其含义，构成正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所使用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与准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所使用的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两者相比应有明显的本质的区别，后者的程度应远远地高于前者。司法实务中，对于一般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普遍认为是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强制或暴力侵袭,从而使被害人失去人身自由,危及到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足以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的行为，无论是否造成伤害的实际结果只要符合上述要求即可构成，那么，对于批复要求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达到情节严重的准转化型抢劫罪而言，则必须也只有要求行为人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致使或足以致使被害人受到轻伤害或相当于轻伤害〈如致多人轻微伤等〉的结果，这样认定，才能充分体现批复规定的应有之意，体现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精神。如：实施盗窃行为后为抗拒抓捕，而持刀威胁对其抓捕的人。
三、准转化型抢劫罪中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必须达到犯罪或相当于犯罪的程度
那么，司法实务中应如何正确把握准转化型抢劫罪中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所必须的“情节严重”？笔者认为：对于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只有在其后续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达到犯罪或相当于犯罪的程度时才能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并适用该条文的规定。理由如下：
第一、理论依据。转化型抢劫罪是刑法理论中转化犯的一种，而转化犯是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人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更为严重的犯罪，从而应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或应按法律拟制的某一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它即可以在罪与罪之间转化，即从轻罪向重罪转化；也可以在非罪〈违法行为〉与罪之间转化，即从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转化。根据该理论不难看出，只有在前后之不同行为中有至少有一行为达到犯罪或相当于犯罪的程度时才能适用转化犯的规定，在准转化型抢劫罪中，其先前行为为不构成犯罪之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只有在其后续实施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达到犯罪或者相当于犯罪的程度时才能转化为准转化型抢劫罪。
第二、法律依据。在我国刑法，“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往往是作为重要的定罪情节出现在条文中的〈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和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商标罪等〉，在个别情况下，还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出现在条文中〈如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等〉，无论何种情况，“情节严重”一但在刑法中出现至少是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之一，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只有在具备“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批复作为刑法的解释，其语义应与刑法相同，因此，批复既然在准转化型抢劫罪中强调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在司法实务中就应当以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否达到犯罪或者相当于犯罪的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有而且只有这样认定才符合刑法的规定。
第三、实践依据。2001年2月，许多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件：“昨天下午4时许，在本市西区某街道，发生了一起恶性抢劫案。案犯为一青年男性，系外来盲流人员，受害者为某公司女职员。案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抢，并将女青年打得满脸是血。后在附近路人的帮助下，案犯被抓获并扭送到公安机关。事后，经检查，女青年除了鼻子出血外，别无伤害，流鼻血本身连轻伤也不构成；被抢夺的财物价值不过两百余元。”电视台同时播放了公安人员讯问嫌疑人的镜头以及受害者血流满面的画面。看了这些画面和报道，相信普通观众很容易激愤，并且会产生要求司法机关严惩歹徒的共鸣。然而，案件的最终处理却事与愿违，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的诉讼程序中，司法人员得出了嫌疑人无罪的结论，并且这种结论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从司法办案的角度看，它完全是正确的。援引业界人士对该案的法理分析，抢夺罪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即犯抢夺罪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适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依照司法解释，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罪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抢夺行为单独构成犯罪（即抢夺数额较大）；二是暴力行为情节严重。也就是说，抢夺行为本身达到单独可以定罪程度的（即财物数额较大），即使暴力情节轻微甚至不实施暴力仅仅以暴力相威胁的，也应当转化为抢劫罪；虽然抢夺数额较小，但暴力情节严重的（如暴力行为致人轻伤或者多人轻微伤等），亦应转化为抢劫罪。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抢夺行为均无法转化为抢劫罪，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观点。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