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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政府


深圳经济特区高层楼宇消防管理暂行规定
深圳市政府



第一条 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结合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十层以上（含十层）住宅和建筑高度超过二十四米的其他民用建筑。高屋楼宇内各用户，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已投入使用的高层楼宇，凡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应按公安消防监督机关（以下简称消防机关）发出的《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的要求进行整改。
第四条 各高层楼宇管理处应根据消防控制中心管辖范围，配备专职消防管理人员。
消防管理人员由十八至四十五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品行优良，经使用单位审查合格，并经一定的消防业务培训取得《消防人员证书》者担任。
消防管理人员在管理处的领导和在消防机关的业务指导下进行工作。
第五条 专职消防管理人员的职责是：
（一）开展防火宣传，普及消防知识；
（二）执行规章制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纠正消防违章，整改火险隐患；
（三）监护动火作业；
（四）管理消防器材设备；
（五）负责管理好消防控制中心，并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保证各项装置时刻处于良好状态；
（六）接收火灾报警后，在向消防机关准确报警的同时，迅速启用消防安全设施进行扑救。
第六条 用户众多或功能复杂的综合性楼宇，应实行防火责任制，由各用户的经理或行政负责人为防火责任人，在消防机关和大厦消防管理人员的指导下，负责做好各自所属范围的防火安全工作。其职责是：
（一）执行有关消防法规，落实各项防火安全措施；
（二）建立岗位防火责任制度，经常考查员工防火安全工作情况；
（三）督促员工安全用火、用电、按规定管理好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四）定人、定时、定措施消除火险隐患；
（五）定期组织检查维修保养消防器材设备；
（六）积极协助公安机关调查火灾原因，提出处理意见。
第七条 楼梯、走道和出口，必须保持畅通无阻，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或封堵。
第八条 必须妥善维护楼梯、走道和出口的安全疏散指示和事故照明设施。
第九条 各用户严禁经营和贮存烟花炮竹、炸药、雷管、汽油、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以及各类剧毒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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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各用户在防火分区范围装修面积50ｍ 以下的，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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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管理处负责审核；超过50ｍ 的，应报消防机关审核，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装修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使用易燃或可燃材料的，必须经消防机关批准，
按规定进行防火处理。
第十一条 各用户进行室内装修，需要增设电器线路时，必须符合安全规定，严禁乱拉、乱接临时用电线路。
第十二条 已具备使用管道液化石油气条件的各用户，严禁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第十三条 需要进行烧焊等动火作业的，应向消防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大厦消防管理人员的监护下，方可作业。
第十四条 高层楼宇内的客房、酒吧间、咖啡厅、餐厅、音乐厅和商场等公共场所，应设安全疏散示意图，用中文和英文加以说明。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别情况，处责任单位二千至五千元罚款，处防火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一百至五百元罚款，处住户一百至一千元罚款，可并处十日以下行政拘留：
（一）占用或封堵楼梯、走道或安全疏散出口的；
（二）封闭或损坏安全疏散指示、事故照明设施或消防标志的；
（三）不按规定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
（四）乱拉、乱接电器线路的；
（五）擅自挪用灭火工具、器材或消防备用水源的；
（六）未办理申报审批手续即进行动火作业的；
（七）烧焊、用火、用电作业，防火安全保障措施不落实的。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作业，并分别情况，按每平方米10—20元处以罚款，处防火责任人（或单位主要负责人）二百至五百元罚款，处住户二百至五百元罚款，可并处十日以下行政拘留：
（一）未办理申报审批手续即进行室内装修的；
（二）室内装修所用材料不符合防火要求，不进行防火处理的；
第十七条 擅自改变消防设施功能的，或不按消防机关发给《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的要求进行整改的，责令停业整改，并分别情况，处单位二千至五千元罚款，处防火责任人（或单位主要负责人）五百至二千元罚款，处住户一百至一千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十日以下行政拘留。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各用户必须服从消防机关和楼宇管理处消防工作人员有关防火方面的管理，刁难、辱骂或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妨碍消防监督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分别情况，处有关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五百至二千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处罚的，由市公安消防机关裁决。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月29日
2013年1月1日实行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该编第四章，以专章内容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问题首次作出明确规定。因该规定较为原则，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均系在法律规定框架下摸索进行。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规定的空白，其程序的司法化也是防卫社会、对暴力型精神病人以人文关怀和权利保障双重价值的彰显。现有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规范了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审查、决定、解除和监督环节，明确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请主体、决定主体、参与主体、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但是，基于其规定的原则性，以及尚无相关司法解释的现状，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适用模糊的问题，如整个审理程序的法律文书格式，包括送达、询问、庭审等程序；庭审是否公开进行；诉讼过程中产生的鉴定费用、证人出庭等支出解决；强制医疗机构的监管问题，包括是否盈利为目的，精神病人其他疾病的治疗问题，能否公正对待解除医疗问题；在审理阶段，精神状态再次鉴定是否是所有强制医疗案件必经程序，等等，亟须细化规定。

概言之，应着重关注以下因素：

首先，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类特别程序很大程度上应遵从一般刑事案件诉讼原则。将强制医疗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规定是有其合理性的。从其规定来看，强制医疗程序是在一般刑事诉讼程序中在特定条件下启动的，即达到犯罪程度的危害社会行为已经发生，只是构成犯罪要件的主体条件有所不同，如果行为主体因精神疾病无刑事责任能力，且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的，要终止一般刑事诉讼程序，而启动强制医疗的特殊程序，所以，以侦查机关为例，其侦查活动的内容覆盖了一般刑事诉讼程序的所有层面，其特殊程序的原则总体上应符合一般刑事诉讼原则。从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出台背景看，将原来单纯的行政决定进化为司法审查程序，也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平公正、保障人权，这也是契合于刑事诉讼理念和原则的。

其次，刑法与刑诉法就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与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之间具有相互衔接、递进关系，对精神卫生法的解读以及对其立法意旨的探寻对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具有指引作用。

最后，我国法律的制定虽然是以我国国情为基准的，但是强制医疗程序作为新生事物，在国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澳门等地区的相关规定已相对成熟，其追求的中心价值也是趋同的，故适当运用比较方法在法律规定框架内予以借鉴和参考亦是可行的。

具体分析，审理强制医疗案件需要遵循下述原则：

第一，被申请人人权保障与被害人保护、社会防卫相并重原则。刑法本身就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大宪章，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而言，其行为虽然具有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但因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对其而言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人，对其审理的程序更应处处体现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对人权予以充分保障。精神卫生法第四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人权保障主要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充分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在送达、询问、审理过程中，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并在复议、执行程序中，充分保障其救济权的行使。笔者认为，有学者提到强制医疗程序构成要件时，常用“武疯子”来称呼精神障碍行为人有欠妥当，该称谓既缺乏对精神障碍患者最起码的尊重，也不是规范的法律术语，不宜继续使用。另一方面，法院作为司法审查者，在权限范围内应重点审查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侵犯被申请人合法权利，包括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机构及强制医疗执行机构两个阶段。从另一角度出发，强制医疗程序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以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予以启动，并强行剥夺与限制被申请人的人身权利，也是出于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救济，并预防其再次危害社会。

第二，不公开审理原则。精神卫生法第四条中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但是，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开的除外。

第三，鉴定人出庭原则。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涉及法学与精神病学两个学科的专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病学本身的结论对强制医疗的最终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法官通常不具备精神病学的专门知识，而其在审查行为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与是否具有潜在社会危害性时，往往首先要审查相关精神病鉴定意见是否成立。在此过程中，有必要请鉴定人直接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在已经作出决定的案例中，法院通常都邀请有医学知识的人作为审判员或者陪审员参与到合议庭中，或者给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机构的医生作询问笔录，邀请鉴定人出庭。从国外成熟立法经验看，鉴定人出庭是通常的立法选择。

第四，必要性原则。精神卫生法中规定了两个自愿原则，也是为学界和公众所充分肯定的进步，即医学检查自愿原则、住院治疗自愿原则。第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以上的原则性规定充分保障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广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情况的发生，也是对行政权力滥用的有效限制。新刑诉法关于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规定，符合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患者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这三方面条件的，“可以”而不是“必须”予以强制医疗；刑法第十八条也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所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防御社会的不得已的最后救治手段，适用须审慎！

第五，被动审查原则。按照刑事诉讼职能配置原理，法院在一般刑事诉讼程序中担任审判职能，即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犯罪事实进行裁判，不告则不理。强制医疗程序的设立实质上是由原来的行政决定职能转为中立第三方进行的司法审查，所以，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只能就被申请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进行审查。

第六，民事诉讼另行提起告诉原则。强制医疗案件审理过程中，虽然行为人因精神障碍不具备犯罪主体资格，但是其危害行为给被害人及社会造成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存在民事赔偿的处理问题。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应另行提起告诉。首先，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是以刑事案件撤销为前提的，没有了刑事犯罪，自然不宜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次，强制医疗程序的审限较短，也不适宜同时处理民事赔偿事宜。再次，民事案件适用法律法规也有所不同。仅就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言，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障碍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被害人应依照相关民事法律要求侵权赔偿，可申请精神抚慰金的赔偿。

第七，专门文书适用原则。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注意到，强制医疗程序所涉的法律文书均具有特殊性，几乎都无法照搬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文书。对于文书的送达，权利的交代，询问的方式都应该根据案件情况量身订制。从案件的审理直至卷宗的装订都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