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论公司出售的误区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若股东会可决议出售全部公司资产，相当于股东可随时任意瓜分公司资产，属抽回投资之违法行为。若公司以100万的价格出售自己，则意味着无人接收价款，故公司不能出售自己。若公司可在对外签订的合同中作废其股东股权，相当于公司可任意没收股东股份用于出卖，将无人敢投资。这些都是公司出售的误区。

关键词：

公司出售自己、股权转让、股东权

引言：

近日笔者遇到一个案例：甲公司系由国有企业于2000年改制而来，该公司的全体80余名职工均为其股东（当时的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为2至50人，故有80余股东涉嫌违法，但仍登记成立了），合计持股达60%，其余股权为集体股，由公司自身持有。因经营困难，全体股东2003年1月召开股东会，形成如下股东会决议：……有条件的出售企业，选举吕某等六人为签约谈判代表……后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企业出售合同》，约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甲公司全部资产归乙公司所有；甲公司所有股东所持股份全部作废；乙公司负责对甲公司职工全员安置就业，并保证职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退休后能领到退休工资。乙公司取得甲公司资产后，与另外两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丙公司，原甲公司全体职工均被安置在丙公司就业。后部分职工因履行该合同与丙公司发生争议，诉至法院要求解决。该案中关于《企业出售合同》的若干问题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误区一：公司能否被出售？

所谓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由股东投资形成的企业法人”[2]。民间有不少人认为公司是谁开办的，那公司就是谁的，公司被视为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私有财产，故公司的出售即转给别人经营。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首先，只有财产才有可能被转让。尽管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妇女、儿童被买卖的事实，人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奴隶、战俘被买卖的事实，似乎“人”亦可成为交易的标的物。但在当今社会，这种转让、交易无疑是非法的，因为人本身不是财产，是民事主体，不可能被转让。公司是某个人或某几个开办的不假，但公司是否就是这些人的财产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公司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地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公司不是财产，公司拥有财产，就如同我们个人拥有财产一样，并且公司的存在以拥有一定的财产为基础和前提，故不能将公司理解为财产，公司应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是法律拟制的“人”。

其次，公司的财产其产权归属于谁。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可见，公司由股东投资设立，自股东投资完成时起，股东即丧失财产权，同时取得股东权，依公司第四条之规定，股东权即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而公司的财产当然属于公司。

综上，公司不可被买卖，上述所谓的“将公司转给了别人”，实质为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予以转让。

误区二：公司能否出售自己？

毫无疑问，公司可以对外进行交易，因为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必然存在市场交易，这也是公司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例如公司可以购入原材料，售出成品、半成品。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公司可将自己整体打包出售呢？

既然公司可出售财产，那似乎公司就可将自己的财产全部出售，甚至包括经营许可证照、专利权、工业产权等，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个公司被另一公司收购的情形。笔者认为，公司购买原材料，必然要支付相应的对价，出售成品等货物必然要收回一定的对价，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这叫等价值交换。但如公司将自身整体打包出售，则意味着：1、公司自己都被出售了，那其主体资格也应相应消失，且公司因丧失其资产而不再具备法人的基本条件，从而丧失其民事主体资格；2、既然是公司出售自己，那其必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而其自身已不再是民事主体，那交易的对价将无人接收，或许有人会说由股东来接收，笔者认为，如由股东接收，则转让的实质不再是公司，而是股东所持股份。

综上，笔者认为，公司不可能在对外签订的合同中自己签约盖章出售自己。

误区三：公司全体股东能否决议出售公司？

毫无疑问，除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3]规定的情形外，公司股东均可转让其股份，但这并不等于股东可决议出售公司。理由：出售公司，则意味着公司主体资格消灭，公司不复存在；但股份转让，则只是变更公司股东，公司仍将存续。根据前述得出的结论，公司不能被出售，那股东决议出售公司当然亦不合法。

相反，若公司股东可决议出售公司，那意味着公司随时有可能被股东出售而消灭，致公司债权人无安全感，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误区四：公司能否持有自身股份（股权）？

公司可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股权，下同），但能否持有自己的股份呢？论述前，先看个法条：

我国公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对中国古代帝制变迁的一点思考

贡太雷


“如果有人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既无法解答又无法确定的问题了。”中国历来有“封建”与“郡县”之辩，笔者对此的想法是：大多此类辩论采用“倒回去”的思路，而且总爱用把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极有“完全德化”之势的思维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历史是动态发展的无法用确定的时段予以静态的划分。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到“文胜于质”，达到“文明”一途，实应归于西周的创制，那里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且“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见，此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泾渭分明，可谓“天下一大变局”。这一变革始于春秋战国，成于秦皇统一，而且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稳固，历三、四百年，从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从行政层面上即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即君主“独制”，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三位一体的政治形成）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完结。
整个帝制时代（秦—清）2000年来，政体结构发生诸多变化，但在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着眼来看的历代帝国集权体制的致命弊端是结构性的“中间缺失”—上面，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是成于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大而无当……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而科举造就的“成千上万”的官僚既不能公开坚持本身利益，也不便维护地方利益，只好用非经济非法制的名义去维持组织上的逻辑，不能承担起“中层”的作用，结果就出现“没有一个中间的经济机构”无法“从数目字上管理”。对于官僚管理公众的府县级机构却简陋而且人员稀少，居中的省、道、路只是代理性质无实质管理事务，这种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违反政治管理常识。总之这种“中间缺失”不仅是无“中间阶级”存在，更无任何“公共空间”—除了垂直型权力系统外，没有任何横向的实行制衡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可谓“有经无纬”，最终“纬”就只有精神的、道德的等无法与暴力对抗的东西填充，这也为以后的暴政和暴乱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许多世纪中（直到19世纪末与西方相遇为止），适应性变迁和边际性变迁（反叛和王朝变迁）构成了变迁的主要类型，而且有趣的是，所有边际类型的变迁不是消失在适应性变迁之中，就是被并入之并整合进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导致许多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基本因素是统治者的政策，政策的变化，政体面临的各种紧急状态以及统治者处理该状况的方式。统治者们趋于集中集体目标，如军事保障和扩张，某种经济增长等，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费用和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维持行政体制的费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定期发生紧张，其后果往往导致小农的毁灭，扩大地主和军阀的势力和导致对商人的盘剥，但中国有个例外即真资源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减少并不如伊朗拜占庭和其他古代帝国那样尖锐，大致可以有以下因素：
一、正如大家所知，技术发展的较低水平不但限制了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需要，而且还限制了统治者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的范围。于是，地方自治和大众的政治服从被加以强调；为完成各级政府和半政府的任务而依靠文士和绅士成为关键。确实这些并不足以总是强大到抑制统治者和阻止其制订过于“奢侈的”政策。但它保证了在对奢侈政策反叛性反应后，以现存社会群体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重组国家的可能性，为此，该因素阻止了帝国框架的根本转变甚至毁灭，此外，与此相关“外交政策优先”在中国比任何在此研究的社会都更微弱；外部紧急状态和军事紧急状态虽连续发生，但不象在其它国家那样对政治结构具有同样根本的重要性。
二、对变迁过程负责的主要因素。他们由不同群体或家庭，官僚集团或地方群体的相对力量转变以及他们内部结构的变化发展有关。最重要的是大部门这类群体并未产生较为弹性的官僚制度框架和文士群体难以充分适应的自治目标和自治组织。表现在：第一，潜在的封建化或世袭分权化趋向，大都出现在王朝的后期，此时，持续的繁荣和政府需要日增，能使绅士群体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中央的监控，但在农业社会、水利工程的维持，可国内各部门的联系以及其家庭政治地位又依赖中央，为此，这种趋向在唐以后（公元905年以后）：任何时期未占支配地位。第二，在明朝（公元1368—1644）产生过建立大庄园和减少自由农民的强烈趋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为统治者政策抵消，也未导致贵族出现。第三，都市商人和专业群体从未完成独立，虽其相对对立地位出现过且对统治者产生影响，但从未充分自治和政治独立的社会成果，即便都市群体最为强大的宋（公元960—1279）他也被社会结构容纳（即通过扩大渠道，允许这些群体进入绅士，文士阶层和官僚阶层）。第四，行动主义和普遍主义宗教职向与文化取向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源于唐代儒教书院和佛教教派（禅宗）的某些特征，如果“封建”趋向的发展超出胚胎阶段，该趋向就能导致更为先赋和较力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此，这种趋向不能真正实现。
三、至于反叛、地方官员发展成半自治的军阀。这种变迁都与中华帝国面临的主要内外紧急状态相关。内部为派系发展（始终未成为党派），官僚腐败或者苛捐杂税。外部为外部力量日增，人口对帝国疆界的压力所致，且两者往往相互加强、相互出现，且这样变迁常与适应性变迁密切相关（如宫廷派系阴谋，绅士群体间家族世仇和斗争等）但这类反叛和军事暴乱并非呈现出明显不同水平或新水平的政治表达特征，只是对现有价值的次要解释，并无变革出任何基本的新取向，目的是夺取政府和官僚机构，建立同样模式的新政府。同时，军阀也不倾向于政府结构的完全军事化，相反，他们对为自己，其家庭及派系控制现行政治感兴趣，即使有时帝国肢解儒教传统和制度削弱，但其统一倾向在发展该倾向在某种程度的保持最终的政治理想。这些倾向受儒士鼓励，其“天然”意味着传统的加强。
或许，这才是中国特色，制度史上明显的变迁—主要王朝的变迁—并未导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基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变迁从未通过各种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积累冲破现存制度框架。虽然从制度史上来看，宋以后（尤其元（公元1271—1368），明（公元1368—1644）两王朝中）中国政制呈现出更为专制的特征，但这些后来王朝也同样不得不依赖文士团体和官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尽管他们贬低个别官僚，就是外来征服性王朝元和清也不得不适应之，至少在原则上接受儒教秩序的基本文化取向和合法性。
反叛和王朝循环仅是细节上的变化，绝没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其它主要制度领域间基本相互关系的性质，由于条件限制，本文并未对中国帝制时期的文士（绅士）几官僚现象及其重大作用予以论述，如果说帝制时期的贡献就在于绅士文化保留了和科举制这一主要政制的“经线”完善了，那么科层官僚制的“层”这一“纬线”在中国帝制始终未实现，故中国帝制和西方绝非一样，她是一只轮的马车。
（2000年歌乐山下新年随笔）


贡太雷 400031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政治学 gtl998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