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
（1997年8月2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6年6月1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一号
《陕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已于2006年6月1日经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6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审批程序
第三章 审批权限和原则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制止乱收费，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设立和实施，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实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程中，依法向特定对象收取的费用。
第四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实行国家和省两级审批的管理制度。
行政事业性收费坚持立项从严、标准合理、适时调整、加强监督、依法收取的原则。
第五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依据：
（一）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二）国务院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规章；
（三）国务院及其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四）省人民政府规章；
（五）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六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国家非税收入的组成部分，属财政性资金，实行财政统一管理。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费证制度和统一收费票据制度。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和监督，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和监督。
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助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对本系统、本部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审批程序
第八条 无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依据，因行政管理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需要收费的，收费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向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九条 省属单位申请设立收费项目的，应当由省行政主管部门向省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制定、调整收费标准的，应当由省行政主管部门向省价格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提出。
设区的市、县（市、区）所属单位申请设立收费项目或者制定、调整收费标准的，由本级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审核，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分别逐级报省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审批。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申请设立收费项目或者制定、调整收费标准的，逐级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条 申请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单位，应当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收费项目名称、收费理由、收费目的、收费对象、收费范围、成本测算、收费标准、收费单位、收费方式、执行期限、收费收入解缴方式、预计年度收费金额，以及收费单位的性质、人员、经费来源状况和财务管理体制等。
第十一条 省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收到设立收费项目或者制定、调整收费标准的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不符合规定的，通知申请单位修改或者补充。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设立或者批准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以及制定、调整收费标准，应当听取收费对象、相关管理和监督部门的意见。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收费，在决定或者批准前应当举行听证。
听证会由省财政部门或者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并邀请新闻单位参加。
第十三条 省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设立收费项目或者制定、调整收费标准的申请之日起６０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或者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决定；需要举行听证会的可以顺延３０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公布内容应当包括收费依据、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单位、收费对象、收费范围、收费频次、收费期限、收费票据、资金管理、解缴方式等。
收费标准可以规定试行期限。试行期满后，原申请单位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报批。
第十五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变更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单位、收费对象、收费范围、收费频次、收费期限以及收费性质的，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批准程序进行变更。收费项目不宜继续执行的，批准机关应当予以撤销。
变更、撤销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决定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规定和批准的收费应当报国务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省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收费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章 审批权限和原则
第十七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批准。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收费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他任何机关和单位无权设立或者批准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无权核定或者变更收费标准。
省人民政府规定或者批准的收费，依照规定应当征得国家有关部门同意的，按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公平、公正、公开和效率的原则；
（二）满足社会公共管理需要，合理补偿管理或者服务成本，并与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
（三）促进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以及经济和社会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四）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不得设立或者批准设立下列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一）专门面向农民的；
（二）部门和单位自行规定颁发证照或者强制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各种评比、考试、培训活动的；
（三）与已设立或者批准设立的收费项目重复交叉的；
（四）与明令公布取消的收费项目相类似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及其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禁止收费的。
第二十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核定原则：
（一）行政管理类收费标准，按照行使管理职能的实际需要审核；
（二）资源补偿类收费标准，参考相关资源的价值、稀缺性，以及相关环境治理和恢复成本，并考虑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审核；
（三）依法强制实施检验、检测、检定、认证、检疫的鉴定类收费标准，按照实际成本审核；
（四）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组织的考试类收费标准，按照组织报名考试的实际成本审核；
（五）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开展强制性培训类收费标准，按照培训的社会平均成本审核；
（六）其他收费类别的收费标准，根据管理或者服务需要，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审核。
实施相关管理或者服务有其他经费来源的，审核收费标准时应当考虑相应的扣除因素。
第二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省人民政府规章未明确具体收费对象、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的，由省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负责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除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及其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经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决定，可以缓收、减收或者免收属于本级财政收入的收费。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依据本条例规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单位，应当到本级价格主管部门办理行政事业性收费证。
行政事业性收费证实行年审制度，具体办法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行政事业性收费证由省价格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二十四条 收费单位应当使用国家或者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者监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二十五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及时足额缴入国库。本条例修订前已经批准的收费暂时不能缴入国库的，应当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收费单位和收费人员不得隐瞒、截留、占压、坐支和挪用收费资金。
第二十六条 收费单位应当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在固定收费场所悬挂行政事业性收费证，公布收费依据、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等，并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设施，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七条 收费单位及其收费人员必须依法收费、文明收费，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谋取私利。
第二十八条 禁止下列收费行为：
（一）将国家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收取费用的；
（二）将国家机关的职能转移、分解到下属事业单位或者经济实体，进行有偿服务收取费用的；
（三）利用管理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强行服务从中谋利和搭车收费的；
（四）利用管理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以保证金、抵押金、储蓄金和集资、赞助等形式变相收费的；
（五）擅自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性服务收费的；
（六）自定收费标准或者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的；
（七）对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
（八）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费的；
（九）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收费标准收费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收费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前款所列的收费，有权拒缴并向有关部门举报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收费单位应当接受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和审计部门、行政监察部门对其实施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收费票据和收支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收费依据的变化，依法适时调整或者提出调整意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查处。审计部门按照法定职责行使监督检查权。行政监察部门和有关单位依照人事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或者价格主管部门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限期退还违法收取的费用，无法退还的收缴财政部门。对擅自设立或者批准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对擅自核定或者变更收费标准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办理行政事业性收费证或者未使用统一印制、监制的收费票据收费的，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或者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退还违法收取的费用，无法退还的收缴财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收费不出具任何票据的，给予直接责任人员开除处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由本级财政部门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收缴应当上缴的收费收入。对不按规定缴入国库或者财政专户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对隐瞒、截留、占压、坐支和挪用收费资金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收费单位未实行收费公示制度的，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或者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或者价格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违法收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限期退还违法收取的费用，无法退还的收缴财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收费单位拒不接受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和审计部门、行政监察部门检查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三十八条 财政、价格、审计、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和监督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索贿受贿的，由任命机关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其他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分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核和申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小卫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行政审判“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这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前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一般认为这里的“参照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对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章参酌、鉴定之后，决定是否适用。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符合法律的规章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适用该规章，判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可以不适用该规章，判决撤消原具体行政行为。”①由此可见，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行政审判中的“参照”地位而其作用仅在于：当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在认定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参照适用”，从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
这种通说观点，究其实质，只是在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在行政规章被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时则会产生诸多问题，使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法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各种论断均难以自圆其说。
下面就有关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所导致产生的诸多法律疑问略作探讨。
问题一：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有关行政规章的适用问题，总是在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章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必须作出是否适用作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的决定。一般的学术观点总是拘泥于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行政规章是否具有完全的自决权，即认为法院在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后，若行政规章符合法律、法规或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则必须使用该规章，反之则必不得适用该规章。这属于法制观念淡薄时期，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不深刻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则少有人论及。这就是究竟该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对此，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做任何形式的条文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对此作出确切的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
其一，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适格主体是谁？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答。因为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行政规章。这里实施参照行为的主体无疑是人民法院，而且也只能是人民法院。根据通说认为的“参照”即审查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那么据此即可得出结论：在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诉讼中，认定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适格主体应是受理审理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
其二，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应是什么？是确认制定行政规章的主体是否适格，是看行政规章所确定的条款内容是否合法，还是考虑行政规章的制定是否有一定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明确的规定。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了。而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适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必将产生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缩小具体行政行为稳定性的双重不利后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必将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并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这一问题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司法机关在审理行政纠纷案件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规定本身所导致产生的，故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内是无法予以妥善解决的。
问题二：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还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全面认定呢？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行政规章的行政案件时，必须对是否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作出明确的认定，而决定是否能“参照适用”的前提是认定该涉及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这就必然涉及到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作出整体的认定，还是仅就与行政诉讼案件有关联的局部内容作出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问题。这在现行法律、法规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同样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假设予以更进一步的分析。
假设一，规定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认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只要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照行政规章作出的，则人民法院就可以据此对该行政规章进行全面整体的司法审查，并进而认定其是否合法有效，能否在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判中适用。这样则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就具有进行全面审查的权利。如此，则会导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中与该正在审理中的行政诉讼案件有关的那部分内容经审查是有法律、法规依据且合法有效的，而与该案没有直接关联的该行政规章的其他部分的内容经审查缺少法律、法规依据或因违法而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就应该认定该行政规章无效，并决定在行政审判中对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不予“参照适用”。而现实中，行政规章因其制定主体的级别较低，程序不规范而存在着诸多的违法现象。如此全面审查，则合法有效而可以“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寥寥无几。这必不利于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故该假设在现实中操作的价值并不大。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不应是整体内容的审查。
假设二：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仅是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的审查认定。由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对行政规章依法进行审查时，只能对被诉的具体行为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认定是否合法有效，而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涉及的内容则无权进行司法审查。据此，如进一步推论，若多个相同或不同、相关或不相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分别所依据的同一行政规章之各部分的内容在行政诉讼中分别被人民法院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那么，在此假设条件下亦不能对该行政规章作出整体违法无效的定论。这样的结果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意识和制度所不能容许的。
既然这两种假设经推理论证均行之不通，那么是否有第三条路或者其它更便捷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是没有行之有效的第三条路可走的。该问题是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不合理之规定而产生的。
问题三： 在行政诉讼中因人民法院确认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规章因违法无效而导致行政主体在该诉讼中败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则产生这样一个矛盾：部分行政相对人因不依行政规章的规定行事，被有权行政主体依该行政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若该部分行政相对人对此处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又依职权审查认定该行政规章因违法而无效，并判决依该行政规章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那么相应的，这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途径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其他的行政相对人却因充分信赖该行政规章的合法有效性而按照行政规章规定的要求履行了该行政规章对其设定的法律义务。这样，当该行政规章在被前一部分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为违法无效，则遵守并依据该行政规章履行义务的那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因人民法院确认该行政规章违法无效而作出的判决所侵害。此时，这部分行政相对人虽然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就其整体来说，这种状况导致产生了很低的社会的诉讼的效益，仍是不可取的。因为，首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无论其是否遵守该行政规章并履行该行政规章规定的义务，他的合法权益仍将遭受必然的侵害，而他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就行政主体而言，他依该被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司法审查确认为违法无效而决定不予“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就必须对所有的行政相对人，包括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和未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的行政相对人，均承担不可避免的败诉的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那么，如此不合理之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通过在问题三中的分析，行政规章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与在行政诉讼中受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的双重身份决定了这种矛盾的产生。
首先，按照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论，行政规章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同时根据宪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制定行政规章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即只有当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行政管理事项已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有权机关才能据此制定相应的行政规章。否则，行政规章就是不合法的。行政规章的这种法律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行政规章时，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审查被诉的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及内容（包括主体、权限、内容、程序）是否合法，以决定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依照“制定行政规章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认定，则行政规章具有一般规范性法律文件所共有的特征：即确定性、强制性和不可诉性。而依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审查的观点，则行政规章又具有可受司法审查性。而这两者本是不相融的。这种不合理现象产生的原因，完全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不合理之规定所导致的。
问题四：《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使得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必将导致行政行为缺乏相对的确定力、拘束力及执行力，从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很难在正常途径及条件下得以实现。
“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法定的依据”②，是指行政行为作出时应具备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并且作到适用法律、法规及规章正确。由此可见行政规章是可以作为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可依行政规章作出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一般看来，所有行政行为都具有“确定力”、“拘束力量”、“执行力”的效力。结合前面的论断，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行政主体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个结论不但是一般的行政法原理推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也是确保行政主体依据数量庞大的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并能实现行政管理根本目的之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论根据。简言之，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换句话说，就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是建立在作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之上的。那么假设此处的行政规章的效力是不确定的，那又会如何？
行政规章是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行事时的基础和依据。若此基础动摇了或者说作为基础的行政规章是否有效成立是不确定的，那么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荡然无存。也就是说，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被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予以确认前是没有确定力保障的。如此则势必会影响行政主体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使行政管理行为处于社会公众及司法的不信任状态下，这是建设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所不容许出现的。
问题五：人民法院在涉及到行政规章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案件中有权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司法审查，而行政规章同时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只是否会导致使人民法院具有了行政立法权呢？
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故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和行为，显然与人民法院无涉。而对《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可引申解释为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国家行政机关通过法定程序确定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在行政诉讼中决定是否“参照适用”。虽然法学界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司法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但笔者认这是不够严谨的论断。其实这里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实质是确认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决定其是否可在行政审判中予以适用。而“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则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如果认为相应行政规章违法越权或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就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撤消或改变的建议。故此可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涉案的行政规章进行是否合法及直接决定是否适用的监督方式，已超越司法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合理界限，在本质上构成越权。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虽被定义为“参照适用”，但行政规章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制定程序却是有着严格的法律、法规依据。即它在经历了规划起草、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应交送政府主管机关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审理、核查，并由行政主管机关的正式会议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讨论通过，最后还须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签署发布并需备案。在这些法定程序中，并没有那个环节提及人民法院在行政规章的制定、发布及生效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人民法院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根本实质是对行政立法的越权干预。
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把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置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参照适用”，在理论及实际操作中有诸多疑问难以解决。故实有必要讨论重新构建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笔者为此特提出如下思路，以供讨论。
行政规章的制定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致使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属“法律适用”的范畴。而正是行政规章的这种属性，导致了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用的混乱。所以要重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有必要对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予以矫正，进而作出新的定性。
